白晋文集（第三卷）：白晋使法行记 精装

以中法文化交流使者白晋之笔，记录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之间的深度往来

法国人白晋肩负路易十四“国王的数学家”和康熙大帝“洋钦差”的双重身份，为17、18世纪中法两国的交往搭建了沟通的桥梁。通过本书，读者一方面能了解“国王的数学家”如何在清朝宫廷里给皇帝看病、讲课、传授西方的科学文化；另一方还能了解“洋特使”回法国后如何向“太阳王”及其贵族介绍中国的政治、文化、风俗等。
康熙皇帝评价白晋道：“在中国之众西洋人，并无一通中国文理者。唯白晋一人稍知中国书义。”



 

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1656 年出生于法国勒芒，1730年终老于北京。他从青年时期开始接受欧洲人文主义教育，1685年作为“国王的数学家”被路易十四派到中国，在清朝宫廷里为康熙皇帝及皇子们讲授西方哲学、数学、物理学、医学等知识。后在康熙安排下，作为中国使臣出使法国，将中国的政治、文化、风俗等介绍到西方。白晋为沟通中西文化，在实践与理论上都做了艰辛的探索，也为西方早期汉学的兴起做出了贡献。
张放，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
王晓丹，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教师，《国际汉学》刊物编辑。
彭萍，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

1693年7月，白晋奉康熙皇帝之命以特使的身份回法国觐见国王路易十四。他从北京启程，历时三年零九个月，最终于1697年3月抵达法国的布雷斯特港，4月3日受到国王路易十四接见。《白晋使法行记》是白晋对这一坎坷行程的真实记录。书中还介绍了白晋在清朝宫廷里的活动，与皇帝、皇子以及朝廷高官的关系，沿途所受到的礼遇，与地方官员间的交往，等等。白晋以特使独有的视角，描绘了当时中国及途经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状况和自然条件，是研究17、18世纪的中法关系及同时代中国与其他欧洲国家关系的重要历史文献。

总序 /张西平 全慧
译者序
中文版序  /柯兰霓
致谢
前言：“日记”的作者 /柯兰霓
中国皇帝特使耶稣会传教士白晋神父觐见虔诚基督徒法国国王陛下旅途日记
白晋使法年表
缩略语表
未刊资源
已刊资源
参考文献
索引
中文版后记 /张西平 全慧

白晋的Journal des voyages直译应是《旅行日记或旅行记》，此前有人译作《白晋来华游记》可能是未读全书硬译书名的后果，容易产生歧义。因为“来华”只能指来华的路上和在华的记述，而“游记”显然是指对游览经历的记述，这样的书名翻译明显脱离了原著内容，大谬于作者记述的旨意。柯兰霓版本(即本译文的底本)在白晋的记述文前冠以《中国皇帝特使耶稣会传教士白晋神父觐见虔诚基督徒法国国王陛下旅途日记》，作为标题虽然显得长了些，却完整醒目地表达了白晋旅行记的含义，指明白晋的身份为中国皇帝康熙的特使，其使命是携带礼品专程去法国觐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示好建立联系。原来，此前康熙曾派闵明我神父作为其特使返回法国，但是他乘的是葡萄牙船，在澳门滞留七年。此次，康熙皇帝钦定白晋神父享有与闵明我神父同样的身份，亦即特使、钦差，改换旅行路线，返回法国觐见国王。故此，本书名译作《白晋使法行记》为宜。白晋在记述中自称为旅行游记提供了一个“简要的行路图”，指出从澳门离开中国到印度的孟买港和苏拉特港用了四个半月时间，从苏拉特到法国海外省波旁岛用了66天时间，而此前，1693年7月从良乡县出发，离开北京，通过陆路和水路跨越北直隶、山东、江南、安徽、湖广、江西和广东等地，用了一个多月时间。白晋水路出广东，下南太平洋，经马来西亚东海岸普罗迪梦岛、马六甲、苏门答腊、锡兰岛、科钦港、孟买，抵达苏拉特，过红海，经也门索克拉特岛、亚丁、麦加、开罗，过好望角，取道巴西，于1697年3月1日到达法国布雷斯特，3月31日抵达巴黎，4月3日受到国王路易十四接见。《白晋使法行记》记录白晋在旅途中的情况，传教士特使的作为和见闻，以及对发生事件的所思所想。白晋何以被康熙皇帝钦定为特使,《白晋使法行记》开篇讲述白晋神父和张诚神父在宫廷内的忙碌景象。他们被视为“皇家成员”，皇帝赐予他们房宅，居住在皇帝寝宫附近，可随时受到召见，根据皇帝需要和兴趣，或回答关于欧洲科学技术、几何、数学、天文地理问题，或讲解欧洲医学、人体解剖学，或利用传教士声称的法国国王提供的欧洲流行药方进行实验。例如，利用奎宁治病，证明其神奇效应，给皇帝治好了年轻时患的头痛和间歇性发烧，甚或在宫廷内开辟实验室给皇帝做物理实验。总之，尽其全力和所能满足皇帝的要求。适逢康熙皇帝非常赏识白晋和张诚神父等耶稣会士的才干，看好欧洲的先进科学文化，有意通过他们联络法国国王，以图“要把欧洲的全部科学引进到中国……并使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荣昌盛”，希望取法巴黎在中国建立“科学院”。在耶稣会士神父眼中，中国皇帝和法国国王都是难得的“伟大君主”，都“诚心向往之”，白晋想要告知自己的国王“在中华帝国里，所有艺术与科学都已发展了数千年，且现在正由一位极受爱戴的君王领导……”白晋们念兹在兹的更是来华传播福音的天职，而他们把有幸在中国皇帝周围侍奉看作是上帝的特殊恩泽，把为中国皇帝服务看作是他们最崇高的任务和义务，因为这最符合实现他们梦想的使命，他们希望力促“在东西方最强大、最文明的两个朝廷之间建立科学关系的联系”。白晋遵皇帝之命，研究《易经》和孔子学说，“特别高兴得悉孔子学说与基督教原理毫无悖逆之处,《易经》理论与我们神圣的宗教原理完全一致”，似乎由此找到索隐派理论的主要依据。中国皇帝需要绝对忠诚、谙熟两国宫廷、洞悉两国君主思想的重臣做私人特使，如此条件，非白晋神父莫属。且看中国皇帝给法国国王精心准备的礼品:选取帝国顶级无价的人参;法国国王最想充实其皇家图书馆的中国上品的书籍，亦即满、汉文的全部孔子著作，自然史大全，医学全书;另加中国瓷器和丝织品，特别包括十匹专供皇帝使用的黄金锦缎，皇帝上朝的正式服装——饰有五爪金龙图案，以及皇帝专用的瓷器等。足见，中国皇帝对法国国王的热心和诚心。白晋之为皇帝特使，旅途中不管陆路还是水路一概尽享钦差大臣的礼仪和礼遇，有兵部备用的一切必要的文书、诏书和印章，陆路乘轿子，水路驾船，礼仪队伍可谓浩浩荡荡，就连特使的属下随从一路上也受到相应的关照。这一切，以及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满人与汉人习俗中的繁文缛节，在白晋笔下都有相当具体生动的描写，尤其是重大场合的官方宴会，他仔细描述其仪式程序、来宾次序、人员座次、饮酒布菜，以及其间穿插的戏剧乐曲，等等。席间鞑靼人的射箭游戏，则体现了皇帝旨意，借以提倡尚武，培养勇武好胜的精神和打仗的技巧，对儿童这方面的训练自七岁便开始了。两广总督的犒赏宴会上菜四次，像话剧的四幕依次上演，在白晋看来，如同歌剧或喜剧。白晋在皇帝特使身份的护佑下，更便于行使其传教士的使命。君不见，白晋所到之处，奔赴教堂做弥撒、宣讲福音书、听基督徒忏悔、给新教徒行洗礼、开辟教区、建设教堂，为宗教事业，无所不尽其能。在他与母亲、兄弟姐妹通信表述真情实感中，一方面，他不无矜持地讲述在中国皇宫内的各种活动，如何得到皇帝的恩惠，如何在朝廷内得到皇叔的护佑，以及佟老爷和明老爷的支持和关爱;另一方面，也真情透露出因为身负诸多不是直接与传教士天职相符的事务而感到烦闷和苦恼。白晋毕竟是法国国王派出的数学家，担负国王的嘱托，利用传教之余，注意观测日蚀和月蚀，测量经度纬度，以利改善法国不够准确的海图。并且，作为博物学家，善于利用机会，从观测和考察异国生物中，获取快乐和满足，诸如，他不惜笔墨描述蝗虫之灾和马蜂窝，海上夜行中发现的发光鱼群,难得一见的荔枝果，能做蜡烛的乌臼木，等等。白晋回到巴黎正值王公贵族、社会精英渴求关于中国的知识之时，受到众人瞩目，拜见者络绎不绝。他的关于《康熙皇帝》的报告和著述为法国的“中国热”推波助澜。从其与家人通信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在家乡受到圣徒般的拥戴，甚至无暇与家人自由见面谈心，虽有遗憾，却也更感到荣耀和自豪。白晋作为中国皇帝特使，顺利地招募到多位耶稣会传教士，于1698年3月7日在拉罗歇尔港(La Rochelle)搭乘第一艘直航中国的“安菲特里特号”(Amphitrite)商船启航来华，是年11月初回到广州。
17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强盛，路易十四开始了耶稣会士的“黄金时代”，在16——18三个世纪里，法国耶稣会士们在奠定西方汉学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先驱者角色。之所以如此，除了历史的必然外，应该说，中法两国朝廷(路易十四，接着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相应于中国清代康熙、雍正和乾隆皇帝)的支持和助力，实乃根本性的原动力。因此，1693年，白晋被康熙帝授命回法国，谒见虔诚基督徒法国国王，不啻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政治盛事。白晋的《使法行记》虽然自称是记述简单的行路图，却也真实地讲述了一路上的坎坷和风险，甚至详尽地描绘了传教士们在宫廷里的活动，与皇帝、皇子们以及朝廷高官的关系，钦差大臣在地方上所受到的礼遇，官员间的交往，陆路和水路交通状况，不同国度和地区的工艺物产、民情民俗，且不谈天文地理，科技知识,旅途饮食起居，以及不时穿插的趣闻趣事，等等。传教士们以其特有的视角和观点描绘的事实和画面，往往是在我们的正史典籍中见不到的。这也正是耶稣会传教士著述的魅力所在，自然有其历史意义和今日借以重新认识历史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