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二十多年来,写了若干讨论复句问题和跟复句问题相关的书文。本书后边附有“本书作者有关书文(1977—1999)”的目录,可以查检。
1997年,承担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系统和复句句式”。于是,一边研究一些新的问题,一边把所写的全部有关书文进行增补、修订和整合,成为一本书。接受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主任周洪波先生的建议,把书名定为《汉语复句研究》。
做点复句研究,应该特别提到《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经历了十多年。1965年7月下旬,写了短文《关于独词句充当分句》,约两千字,寄给《中国语文》。编辑部12月2日回信,肯定所说的现象“是个事实”,并且建议:“请你就这类所谓‘独词句,广泛地搜集一些材料,分析一下它的性质、功能之类,篇幅不妨适当扩大,不久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可我的钻研工作没有停顿。1973年8月,跟学生到工厂搞“开门办学”,利用午休时间,躲在厚厚的蚊帐里写成了《试论复句中定名分句与非定名分句的组合》,二万多字。1977年12月,又把文章重写一遍,成为《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一万多字,寄给了文革后复刊的《中国语文》,被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在1979年第1期上。当时,吕叔湘先生是主编。1979年9月28日,吕先生给我一信,信中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中国语文》的要求,吕先生的勉励,成了对我的为学督导。许多年过去了,自己总觉得有两点感触必须记录下来。这就是:第一,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锲而不舍”的古训;第二,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经师易求,人师难得”的格言。已经发表的有关复句的书文,数量不算太少。质量上,有的好点,有的就差一些。总的说来,自己还算努力,在“五重视”上下了点功夫:一是重视语法事实的发掘;二是重视逻辑基础的考察;三是重视“语表—语里—语值”的三角验证;四是重视句法格局对语词运用的制约;五是重视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当然,主观上的追求,同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是无庸讳言的事。令我深感温暖的是,各方面人士给了我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编辑出版单位,给我的书文提供了篇幅;学界同仁,发表过好些鼓励性的评说;科研管理部门,多次给我的复句研究立项。在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之前,先后立项的还有三个: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研究”(1985);国家教委“八五”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的深人研究”(1992);国家汉办项目“现代汉语复句规律研究”(1996)。我要向各方面人士,用最朴素的三个字,诚挚地说:“谢谢了!”
研究工作无限艰辛。而且,越研究,问题越多,越有更多的糊涂。在本书第四编第十二章《转折句式总览》结尾处,这么写道:“转折句式和跟转折有关的种种问题,不是一两个章节的文字能够讲清楚的,也不是短期内所能全部回答的。到目前为止,笔者对许多问题仍然感到困惑。”这是由衷之言。这本《汉语复句研究》,其实内容很有限,遗留问题很多。且不说汉语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包括共同语和方言,这本书只是把精力放在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复句研究上面。就是现代汉语共同语里的某些很普通的现象,我也还没有作出甚至还没有能力作出让自己满意的回答。比方说,在“更—还—也”这组词中,“更”表递进,“也”表并列,“还”是表递进还是表并列?“我想写点东西,还想早点发表出来。”这里的“还”似表递进。“今天到会的有市长、副市长,有各大工厂的厂长、副厂长,还有几个劳动模范。”这里的“还”似表并列。到底情况如何?“还”字的面貌怎样才能描写得全面而准确?又比方说,“无论”“不论”和“不管”,这三个词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完全相同,为什么它们都能存活,都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如果不完全相同,它们的不同之处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我跟我的学生李宇明教授谈心。我说:“宇明啊,我怎么越研究越糊涂哇?”宇明说:“邢老师,您这是高级的糊涂!”宇明很会说话,回答得很巧妙,然而,再高级的糊涂毕竟也还是糊涂!晏殊《玉楼春》中有两句话,我改换了其中的两个字,说成:“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学问无尽处!”这大概能表明自己现今的心绪。1990年前后,李临定兄几次对我说:“福义,你关于复句的书,应该给商务印书馆出。”对我来讲,这便成了一个“宿愿”。现在,在书稿已经整合完毕,即将送交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首先要感谢商务的抬爱,使我宿愿得偿。同时,我要说:这本书,总算为自己的复句研究打了个句号,但是,句号只意味过去,却不代表终结。句号放大是个0。往前又是0起点!
邢福义
2000年2月19日龙年元宵节于华中师范大学
1997年,承担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系统和复句句式”。于是,一边研究一些新的问题,一边把所写的全部有关书文进行增补、修订和整合,成为一本书。接受商务印书馆汉语编辑室主任周洪波先生的建议,把书名定为《汉语复句研究》。
做点复句研究,应该特别提到《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这篇文章,从写作到发表,经历了十多年。1965年7月下旬,写了短文《关于独词句充当分句》,约两千字,寄给《中国语文》。编辑部12月2日回信,肯定所说的现象“是个事实”,并且建议:“请你就这类所谓‘独词句,广泛地搜集一些材料,分析一下它的性质、功能之类,篇幅不妨适当扩大,不久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可我的钻研工作没有停顿。1973年8月,跟学生到工厂搞“开门办学”,利用午休时间,躲在厚厚的蚊帐里写成了《试论复句中定名分句与非定名分句的组合》,二万多字。1977年12月,又把文章重写一遍,成为《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一万多字,寄给了文革后复刊的《中国语文》,被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在1979年第1期上。当时,吕叔湘先生是主编。1979年9月28日,吕先生给我一信,信中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中国语文》的要求,吕先生的勉励,成了对我的为学督导。许多年过去了,自己总觉得有两点感触必须记录下来。这就是:第一,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锲而不舍”的古训;第二,任何时候都不要忘了“经师易求,人师难得”的格言。已经发表的有关复句的书文,数量不算太少。质量上,有的好点,有的就差一些。总的说来,自己还算努力,在“五重视”上下了点功夫:一是重视语法事实的发掘;二是重视逻辑基础的考察;三是重视“语表—语里—语值”的三角验证;四是重视句法格局对语词运用的制约;五是重视若干问题的理论思考。当然,主观上的追求,同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这是无庸讳言的事。令我深感温暖的是,各方面人士给了我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编辑出版单位,给我的书文提供了篇幅;学界同仁,发表过好些鼓励性的评说;科研管理部门,多次给我的复句研究立项。在国家“九五”社科规划项目之前,先后立项的还有三个: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研究”(1985);国家教委“八五”社科规划博士点项目“现代汉语复句的深人研究”(1992);国家汉办项目“现代汉语复句规律研究”(1996)。我要向各方面人士,用最朴素的三个字,诚挚地说:“谢谢了!”
研究工作无限艰辛。而且,越研究,问题越多,越有更多的糊涂。在本书第四编第十二章《转折句式总览》结尾处,这么写道:“转折句式和跟转折有关的种种问题,不是一两个章节的文字能够讲清楚的,也不是短期内所能全部回答的。到目前为止,笔者对许多问题仍然感到困惑。”这是由衷之言。这本《汉语复句研究》,其实内容很有限,遗留问题很多。且不说汉语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包括共同语和方言,这本书只是把精力放在现代汉语共同语的复句研究上面。就是现代汉语共同语里的某些很普通的现象,我也还没有作出甚至还没有能力作出让自己满意的回答。比方说,在“更—还—也”这组词中,“更”表递进,“也”表并列,“还”是表递进还是表并列?“我想写点东西,还想早点发表出来。”这里的“还”似表递进。“今天到会的有市长、副市长,有各大工厂的厂长、副厂长,还有几个劳动模范。”这里的“还”似表并列。到底情况如何?“还”字的面貌怎样才能描写得全面而准确?又比方说,“无论”“不论”和“不管”,这三个词有没有什么不同?如果完全相同,为什么它们都能存活,都有很高的使用频率?如果不完全相同,它们的不同之处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我跟我的学生李宇明教授谈心。我说:“宇明啊,我怎么越研究越糊涂哇?”宇明说:“邢老师,您这是高级的糊涂!”宇明很会说话,回答得很巧妙,然而,再高级的糊涂毕竟也还是糊涂!晏殊《玉楼春》中有两句话,我改换了其中的两个字,说成:“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学问无尽处!”这大概能表明自己现今的心绪。1990年前后,李临定兄几次对我说:“福义,你关于复句的书,应该给商务印书馆出。”对我来讲,这便成了一个“宿愿”。现在,在书稿已经整合完毕,即将送交商务印书馆的时候,首先要感谢商务的抬爱,使我宿愿得偿。同时,我要说:这本书,总算为自己的复句研究打了个句号,但是,句号只意味过去,却不代表终结。句号放大是个0。往前又是0起点!
邢福义
2000年2月19日龙年元宵节于华中师范大学